新京报摄影/陈杰

　　于丹，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

　　●体育比赛永远不是跟一个纪录比，也不是跟对手比，而是永远跟自我比，就是我的极限在哪里，做到了我就是冠军。

　　●奥运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是文明的生活方式，文明生活它意味着这种持续，而不是一时间的一个规定动作的作秀。

　　1 什么是真正的奥运精神？

　　新京报：短短16天的奥运比赛结束了，很多人开始思考，筹备多年的奥运，给我们留下了什么？除了漂亮的场馆、精彩的比赛，有哪些无形的东西，比如精神、文化层面的东西，可以累积下来，成为中国人的财富？

　　于丹：精神财富我觉得有狭义的和广义的两个方面，狭义的是指精神上的财富，广义的是指文化建设的财富。先来说体育精神的财富，这一次中国代表团非常争气，拿了51块金牌，100块奖牌，固然我们实现了一个冠军数目的突破，但是真正让大家思考的是，什么是冠军，什么是冠军的精神？体育仅仅在奖励冠军吗？每个人在体育精神下能够挑战的人性的极限是什么，生命的态度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新京报：你怎么理解这些问题？

　　于丹：前两天我又去了北川一中，孩子们开学了。在操场上，面对着3800多名孩子，我想不能再说地震了，说说奥运吧。我说咱们说五个冠军，五个不同的人。我说你们知道女子羽毛球的冠军是谁吗？他们说“张宁！”女子柔道的冠军？“冼东妹！”他们都知道。你看见她们拿到冠军了，你或许也看见张宁拿冠军后双手掩面，跪地痛哭，长跪不起。33岁对于一个人来讲，它不光意味着年龄，它还意味着伤痛，意味着太多的得与失。我说你们管张宁不能叫姐姐，得叫阿姨了，她跟你们的妈妈差不多了，但是她现在不能要孩子，她身上一身的伤。

　　冼东妹倒是当了妈妈了，生完孩子五个月就要去参加世界比赛。冼东妹左腿髌骨扭伤了，她要自己掰过来继续去比赛。你看得见升国旗、唱国歌，站在领奖台上辉煌的冠军，但是背后的荣辱得失是什么？这次在咱们家门口让太多人看见了金牌的背面是什么。这是第一个层次。

　　新京报：奖牌的背面其实有很多的眼泪。

　　于丹：我还要说的是那些拿了银牌的运动员，你觉得她是冠军吗？比如丘索维金娜，她也30多岁了，她是16岁就在世锦赛上拿了自由体操冠军和跳马亚军，17岁在奥运会上拿了团体的冠军金牌。然后她结婚了，生孩子了，像一个正常女人一样她退出体坛了。体操是个小孩的项目，我们现在看到的何可欣、杨伊琳，那都是十几岁的小女孩，而且都只能冲击单项，谁都不冲全能，丘索维金娜30多岁出来冲全能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儿子得白血病了。

　　这就是一种母性的爆发，一种奇迹。什么叫更快、更高、更强？不是在跟别人比，都是在跟自己的生命比。母亲可以为孩子拼一切就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说她拿了银牌她也是冠军。

　　我再说第三个，拿的是第16名，她就是娜塔莉，我们应该在残奥会上认识她，但是我们提前认识她了。她没有左腿，她参加女子游泳比赛，跟健全人一块比，为什么？因为她从来不把自己看做残疾人。别人问她需要多少意志？要比别人多付出多少辛苦？她说没有，我就是喜欢这件事，我就是快乐。她又让我们发现一件事，什么叫残疾？一个人在心理上认同残疾才真正残了，而一个人拿残疾去满世界说事那她就更残了。一个人如果能从精神上赢得常人，能够弥补她很多东西的话，我仍然认为她是个冠军。

　　我再往下说，一个没名次的女人，苏丽文，孩子们几乎都不知道她是台北的跆拳道选手，在跆拳道比赛的台子上选手一旦倒下，也就出局了，她倒下之后站起来了，再倒下再站起来，就这样反复了14次。为什么14次？她上场的时候左腿韧带已经撕裂了，脚趾骨骨折了。一个韧带撕裂、脚趾骨折的女孩子可以14次站起来，就是因为她跟她的父亲有生命约定。她出征的时候她父亲查出癌症，她跟她父亲拥抱在一起相约，她说爸爸你一定要战胜癌症，我一定要拿到奖牌，所以她站在那个台子上，她每一次倒下都会想她父亲的生命在等她回来。

　　她什么名次都没有，但是她回去的时候，台湾的报纸通版标题就是《苏丽文：我们的奥运冠军》。苏丽文的事已经写进台北的小学教科书了。

　　我要说的第五个人，我明明白白告诉你他是最后一名。不是这届奥运会，是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会。墨西哥奥运会的马拉松比赛，当时比赛的选手们都结束了，冠亚军都决出来了，大家都站在领奖台上了，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清场了，通知比赛沿途说收工了，各个救护站什么的都撤掉了，这时候一个消息说有一个选手还在跑，这个选手就是来自坦桑尼亚的老将，30多岁的阿赫瓦里。

　　他是坦桑尼亚派的惟一的选手，42公里多的比赛他跑了不到5公里就摔了一个大跟头，他右腿的韧带也完全撕裂了，右腿膝盖一直在哗哗地流血，他完全不是跑，他是一瘸一拐地在那儿走。有一个小报的记者路过，看了他一眼就特别不理解地问了他一句话，“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你怎么一个人还在这儿啊？”他就说了一句名言，他说“我的祖国从七千里以外把我送到这里，不是为了让我开始比赛，而是为了让我完成比赛。”

　　那个记者迅速地把他这句话送回了新闻中心，墨西哥城黄昏的上空回荡着这句话，墨西哥城那些互不相识的老百姓就三三两两地往外走，在街上寻找这位运动员，然后大家就成群结伙地在他旁边跟着他给他加油。他走到终点的时候，全场的人都忘了给他计时，他究竟是走了六个小时还是八个小时已经没人知道了，但是这个人被奥林匹克的历史记录了，他也是一个冠军。

　　新京报：故事里的精神内涵非常值得挖掘。

　　于丹：我当时就跟北川的孩子们说，我说你们得感谢社会，我来到你们这里这么多次，我上次来的时候这个地方还是一片帐篷，山坡上那个板房还在修，我今天来的时候这里绿草成荫，帐篷全拆了，板房都修好了。我说你们的老师、校长、社会各界的人，为的是什么呢？你们都会走到社会上开始你们的比赛，大家都会把你们送出去的，但是你们这辈子能不能完成比赛就看你们自己了。今天我们都在说感恩教育，你们能被送出去开始比赛，但是你能保证不管排在第几，因为是这么多人把你送出来的，所以要完成比赛吗？

　　这真正让我们反省了奥运精神，一定就是一块金牌吗？我们人人身上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种意志力？不管丘索维金娜作为一个母亲，还是苏丽文作为一个女儿，还是阿赫瓦里为了他的祖国，当一个人的背后有亲人的生命嘱托，有一个国家的荣誉寄托的时候，他不再是他自己，他是一个奇迹。所以我说北川的孩子你现在还活着，在这个操场上参加开学典礼，你就有理由让自己的一生成为奇迹，你已经不是你自己了。

　　2 中国人变得更宽容了

　　新京报：这些奖牌背后的故事，体现了怎样的体育精神？

　　于丹：体育比赛永远不是跟一个纪录比，也不是跟对手比，而是永远跟自我比，就是我的极限在哪里，做到了我就是冠军。你可以倒下你可以受伤，你可以没有纪录，但你完成比赛你就是冠军。所以我说在狭义的体育精神上它给我们一种反省，因为我们中国这个国度重和谐而轻竞争，重群体而轻个人，重理性而轻情感。但体育带给我们另外一种反省，就是让我们看见个人生命的力量。你去拼吧，跟自己比，永远跟自己比，不要挑战一个纪录，你跟自己比就是最好的。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就是从广义的文化意义上来讲会看到什么呢？我们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赛事之后，我觉得中国人变得更宽容。我们可以说出很多文化的意义来，其实我只想从一点上来讲，就是一个大国真正的宽阔在哪里？宽容是一种美好的品德，但是它怎么实现？宽容宽容，先宽而后乃容，没听说过窄容的，你自己不宽你怎么能容呢？中国现在是大了，我们真的宽了，有自己的心胸了。

　　新京报：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我们“真的宽了”？

　　于丹：这次看几件事，我们怎么对待郎平，怎么对待刘翔？我们怎么对待所有的对手？这次奥运的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就是我们学会为世界喝彩，因为我们是东道主，我们不是办了一场全运会，我们办的是奥运会，我们作为主人欢迎别人上我们家比赛。在赛场上那是对手，在赛场底下人家是客人，你得招待人家。所以我觉得这回中国人学会了喝彩，就是为对手喝彩，为精彩喝彩。

　　这一回没有多少人在网上讨论“和平大战”，中国输给美国，我们怎么看待郎平，我觉得绝大多数人都挺好，郎平也挺好，中国女排也挺好。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啊。

　　新京报：刘翔引发的争议更大一些。

　　于丹：我觉得这次刘翔得到的国人的态度应该说是比较幸运的。大家之所以一开始对刘翔表现出错愕、愤怒，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运动员，是因为他是一个明星，他承载了太多的广告。有人会觉得你挣了那么多钱，代言了那么多广告，到这个时候你忽悠我们了。但问你一个深层的原因，刘翔是谁造出来的星？不是我们吗？你要是把心放平常，他不就是一个运动员，他是才26岁的小伙子，你凭什么不让他有个伤有个病啊？

　　所以有人问我说刘翔是不是这次奥运会中最大的遗憾，我说我宁可说中国男足是最大的遗憾。刘翔很正常，因为他没有输给别人。学会宽容，平静地宽容，我觉得对我们这个大国来讲先宽而后乃容，这会是一种美好的素质。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追求的是速度，那么从现在开始，我觉得准确说从入世开始，我们追求的不是速度而是品质，我们追求的是规则。按照国际的规则去做，可持续地发展，而不是闷着头在自我轨道上发展。

　　●我们从开幕式到奥运会，从我们的硬件呈现到我们的软件理念，我们是为了与世界融合，去完成一个新的提升。中国文化不需要展示，需要建设，正因为我们历史古老，所以我们不需要负担，而需要一种面向未来的依据，它要变成一种可拓展的文化。

　　3 奥运带来文明的生活方式

　　新京报：在筹备奥运的过程中，政府在信息透明、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推出不少积极的政策。奥运带给中国和中国人的所有变化之中，你最看重什么？

　　于丹：我觉得所有这些都很好，奥运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是文明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文明生活意味着持续，不是一时的一个规定动作的作秀。

　　比如限塑令刚刚出现的时候，大家特别不适应，但是过一段时间你再看，很多女孩现在当时装包背着的，都是环保购物袋。看见T3最大的航站楼出现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多骄傲，当我看见电梯上所有人都靠右站立的时候，真的觉得挺欣慰的。看见地铁8号线、10号线一个一个全都通了的时候，我也没觉得怎么样，因为很多国家都这么通的，当我看见地铁里所有人都靠右站着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骄傲。看见出租车司机全换上黄衬衫的时候，我没觉得怎么样，但是上车人家会说“您好，您去哪儿？”这个时候我觉得很骄傲。

　　所以，其实奥运带来的是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它是由外在硬件的驱动下改变了我们内在的生活态度，我相信航站楼的电动扶梯、地铁、出租车的制服啊，这些东西它是留下了，但是比这些东西更有价值的，是跟着带来了生活的习惯与文明的方式。

　　奥运带给我们什么呢？最意味深长的是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30年，三十而立，前面立的都是硬件，但是在这一年立的是软件。这种软件也许在速度上来讲比前30年已经很快了，但是这一次奥运会带给我们的不是速度的提升，而是轨道的改变，它使我们更国际化了。过去我们速度快，但在自个儿家的轨道上快，这一次是靠近国际了。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追求的是速度，那么从现在开始，我觉得准确说从入世开始，我们追求的不是速度而是品质，我们追求的是规则。按照国际的规则去做，可持续地发展，而不是闷着头在自我轨道上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这是奥运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的东西。

　　4 2008重塑了中国人的精神坐标

　　新京报：柳传志认为奥运让中国人更有凝聚力，使得中国特别是年轻人对中华民族有了强烈的认同，这非常值得高兴；有评论称开放是奥运留给中国最大的遗产。你怎么看？

　　于丹：我当然很认同，所有人都会看到这一点。2008年，我们因为两个理由，最多的看到了国旗：一个是苦难，一个是辉煌。由于地震和奥运离得这么近，所以从5月到8月，我们是一片国旗的海洋。我们看见很多孩子的头上绑着“为中国加油”，小脸蛋儿上贴着红心，手里摇着红旗，身上披着国旗，一个人身上可能有四五面国旗在同时招展着。

　　我们想想：5月份6月份我们看见打出的红旗上写着“中国挺住”，写着“四川加油”，然后到8月我们看见“奥运加油”、“中国加油”。做这些事情的很多是年轻人，这些孩子可能从来没有像2008这样，把他自身和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血液中的那种因为苦难而刺痛的伤痕，和他因为光荣而激发出来的骄傲，都在这个年度，变成他血液中一种燃烧的质地。

　　所以我觉得，2008，我们有理由站在历史中缅怀它。尽管它付出过代价，但是它重塑了中国人的精神坐标。这是完成了一种公民意识的内在环境。这一次家门口的奥运，唤醒了公民意识。就是每一个人都觉得：你与这个民族相关，你与这个时代相关。你所呈现的一切，不仅仅是你个人，你是一个公民。这件事情的意义不仅仅在年轻人，它修复了我们很多四五十岁的人因为“文革”断层而失去的一种纹理，所以它的意义和价值，对年轻人来讲特别重要。但是普遍意义上来讲，它是针对全民族的。

　　5 中国文化不需要展示，需要建设

　　新京报：有评论认为，中国通过奥运，完成对改革30年成就的一次加冕礼。我们向世界展示了博大的传统文化、古代先进的科技、今天巨大的经济成就，但就政治文明和思想文明而言，我们能为世界贡献什么？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今天的世界秩序和人的幸福，能做出哪些贡献？

　　于丹：我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要在世界文明新生态融合的意义上来谈贡献，其实我不太喜欢现在一个提法，老有人问我你觉得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什么文化？我不喜欢展示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太静态了。我觉得展示就是我们家老祖宗留了什么宝贝，我全拿出来让你们看看，展示是一种炫耀。

　　我喜欢的是融合与建设。就是我们从开幕式到奥运会，从我们的硬件呈现到我们的软件理念，我们是为了与世界融合，去完成一个新的提升。中国文化不需要展示，需要建设，正因为我们历史古老，所以我们不需要负担，而需要一种面向未来的依据，它要变成一种可拓展的文化。所以你看东方文化它的这种人伦特点特别丰富，它会有那种人伦的温暖，亲切。北京这回我觉得不只是四合院啊、胡同啊这些东西打开了，最关键的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这是最重要的。

　　北京街头的老百姓你可以说他外语不达标，但真是老百姓都能说几句英语。他会有打招呼的意识，他在国际友人面前太维护这个民族与社会了。中国老百姓那种自觉自愿的公民意识，把自己跟这个民族和社会连在一起，做点牺牲他愿意，我觉得这是一种美德。

　　所以我们是在唤醒，是在改善，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一些美德呈现出来。但是我不想说中国的美德就是静静地呈现我们原来的方式，更重要的是用我们的方式为世界完成一个什么样的新的建设。

　　新京报：怎样用我们的方式为世界做建设？

　　于丹：我最近经历了一个特别感动的事，8月21日的晚上，上来的第一个仪式，是给男子田径200米颁奖，结果就看见博尔特出来了，很多人就窃窃私语，说怎么回事，博尔特不是头一天比的吗？可能因为大雨没颁奖？不会啊，也不能推一天啊。

　　突然听见大喇叭广播，说今天是博尔特的生日，我们把他的金牌颁发仪式故意拖晚了一天，我们要用这种方式给他一个隆重的惊喜。结果生日快乐歌的旋律就响起来了，我当时特别感动的就是9万多老百姓同时用英文唱Happy birthday to you。那么大声音那么整齐，坐在鸟巢里面感觉太不一样，我看见那么多人都在发自内心地唱，感觉场上的人就是一个中国人，就一个他们喜欢的运动员。

　　后来我就想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终于开始走向国际了，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呈现中国人待客的方式，同时融入世界。什么叫了解中国，不仅仅是看见楼台馆所，不仅仅看见那些软硬件的设施，而是看见中国人的态度，中国人做人的方式和中国人的价值观。

　　新京报：我们所有的组织工作以及文化展示，精神内核是什么？

　　于丹：就是中国的文化还有拓展性和建设性，对中国来讲，30年是很重要的一个关坎。这次的奥运我们有一个口号叫做“世界给我17天，我还世界5000年”，5000年是一个文化态度，30年是中国的建设态度，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其实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未来。包括组织啊这些所有的东西，对国际社会来说是完成了一个对中国的解读，更重要的是让中国人不负国际的期待，能够在我们的心态上和我们的生活里出现多元化，出现更多活跃的、文明的因素，出现我们自己的生命精神和挑战。软件永远是决定一个国家实力的根本所在，我们现在硬件做得不错了，但是我们在软件上还有差距。让我们从头学起，给我们一个起点，才是组织这次奥运会真正的意义。

　　6 将良好的沟通保持下来

　　新京报：在此前的奥运火炬境外传递中，中西方之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双方的误解一直存在。罗格提到，奥运让中国更了解世界，也让世界更了解中国。你认为，我们在奥运期间的展示，包括优秀的组织工作、良好的服务，尤其是开闭幕式表演，是否实现了有效沟通？能否达到消除误解的目的？

　　于丹：起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中国的表现一定会给世界更多认识它的理由，关注它的理由，因为这一次也是前所未有的规模，世界上很多首脑都来了，我想它一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舞台。

　　新京报：这种沟通应该如何继续下去？

　　于丹：说到继续那当然就太多了，关键是保持下来。不要说奥运过了就过了，我觉得2008对中国人来讲，地震和奥运都是过不去的事情。我不希望大家说这一阵子宣传主题是抗震救灾，我们大家都要众志成城，奉献爱心。下一阶段我们的宣传主题是奥运，我们大家都要倡导文明观赛，做有礼仪的公民。

　　其实地震和奥运这两件事在我们的生命中都不可能过去了，我想每一个中国人在这个年头会因为这两件事共同拥有了一个身份，叫志愿者。你是抗震救灾的志愿者，你也是奥运的志愿者，这个志愿者就是你自己的生命被历史选择了，你就一生与这两件事相关。以这个名义，你还能继续保持一个文明的态度吗？从奥运从地震各个角度上讲，它是跟这个国家精神关联太久太久的事情，也就是说奥运之后，我们是不是还能有这样的一种文明？

　　比如网络，我知道过去大家都有很多的不如意，很多的宣泄，但我确实是看到这次从开幕式到整个的比赛，网上宽容多了，比以前宽容多了。这次大家为很多没有得冠军的人喝彩，比如说中国男篮，男篮这次一点不丢人。男篮打梦八我觉得没输，男篮打西班牙我觉得没输，是因为你的人气、精神都在。男篮和女排这次都得到国人的谅解，我觉得它能带给我们一个真正自信的大国心态，这对未来很重要。

　　大国心态是什么？我觉得特有面子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作为主办国，我们没有死乞白赖地申请中国功夫一定要作为奥运项目，我们是可以这样申请的，但我们没有坚持。而更有面子的是，我们在没有坚持，没有增设武术这个项目的前提下，拿到了金牌总数第一，这叫大国风范。我觉得以后会有更多事我们这样处理，不再斤斤计较。学会以自己的实力，以平和心态在一个共荣的国际环境中去展示一种可拓展性的建设态度。

　　7 大灾唤醒了普世价值

　　新京报：奥运前，曾有一场普世价值之争，有人反对普世价值的提法，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有没有普世价值？

　　于丹：我自己认为，我们无论面对地震还是面对奥运，这是一个根本没有读过书的中国人都会表现出的一种人性与民族自尊的本能。他可以不了解西方提了什么观点，他也可以不知道中国的儒家提倡了什么仁爱，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人性中的那种唤醒是最重要的。地震那么多孩子死了，那么多孩子被埋，现在很多人衣食都没有着落，你搭一把手给他一个生命的未来，是中国人谁不想这么做呢？奥运让我们扬眉吐气，中国军团在家门口这么大的一个场地，我们迎来了四面八方的人对中国刮目相看，哪个中国人不自豪呢？

　　我认为这个时候做学理性的讨论，起码我不赞成，我不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在这里发言，我只是说我作为一个朴素的中国人，我认为这种被唤醒的价值是可以唤醒的，它就是一种普世价值。

　　新京报：法国前总理拉法兰提到，“中国履行全球性责任，将成为未来几年发展的最大特点。”国内也有评论提到通过奥运，重塑中国人的世界意识和天下胸怀。怎么看这个命题？

　　于丹：中国总是以不同的理由和经历在进步着，你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结为哪一个概念。因为我们在不断地修正着自己，在不断地完成着融合。所以我说奥运带给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发展的速度，更主要的是我们进一步融入世界。我们甚至以一些停止和放弃来赢得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一味地看当下的突飞猛进。

　　我觉得中国已经走过了经济飞速发展，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个混乱阶段，变得有序，而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看见世界的态度了，中国人的那种自尊心和对整个社会资源的那种责任意识会比以前要强烈得多。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不把它归结到哪个范畴，而只是说大家会更好。

　　本报记者 刘玮 实习生 崔信行 北京报道

陶东风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我写我心

　　一年一度的大学生新生入学开始了，窃以为大学生的第一堂课应该叫做“什么是大学”，只有知道了什么是大学，才能知道什么是大学生。

　　原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有大楼之谓也。”那么，大师的标志又是什么呢？大师的标志不仅仅是他的学问，更是他的精神，他的生活方式，他的言谈举止中透露出的那种风骨气韵。这种精神，这种生活方式、风骨气韵凝聚成了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分明能感受得到、呼吸得到的气场，它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校园中。它不是那些可见的摆设，不是簇新的大楼，不是宽阔的柏油马路或高级轿车，也不是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室，但比这些所谓“硬件”更能体现大学的品位。它像自然表情一样挂在每个教师和学生的脸上。在他们的每个步态、每个笑容、四肢的每次自然摆动中，都能体会得到、捕捉得到。

　　孕育大学气场的首先是大学精神。什么是大学精神？借用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先生写的碑文上的两句话，大学的精神就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说大学是一个自由思想、自由探索的地方。思想无禁区，我们不能在思想的领域画出一个圈子，写上“此地不得思考”。

　　“独立之精神”是说大学必须具有独立品格，有独立于权力和金钱的自主性。在真正的大学，你能感受到学术的高贵、学者的尊严，感受到这是具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与外面的世界相对孤离的自主世界（虽然它仍以自己特殊的方式感应着外在世界的风云变幻），权力和金钱在大学里没有地位，因为大学的气场把它们拒之门外。这里的楼也许并不新、并不高，更谈不上富丽堂皇，但却有内涵，有定力，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大学的气场还表现为一种生活方式，表现为知识人特有的优雅、从容和镇定自若。大学是让思想自由游戏的地方，不能过多考虑各种现实的利害得失。在真正的大学，你总会看到有很多人躺在树荫下“发呆”，其实他们不是真的在发呆，而是在思考一些真正具有永恒价值的问题。思考这些问题的前提就是驱除杂念，进入类似参禅的心境。

　　毋庸讳言，在当今中国的一些大学，你会感受一种完全不同的气场：一种权力的霸道和金钱的嚣张，一种暴发户的浅薄。你会看到来往穿梭的高级轿车在炫耀着金钱的诱惑，看到高楼大厦在炫耀着和学术无关的“政绩”，看到教师和学生步履匆匆地赶路，好像在追逐一个近在咫尺的目标。你会看到喧嚣的工地上轰鸣的机器声不仅赶跑了鸟儿，也赶跑了真正的思想和学术。

　　不能不承认，在这些大学中，大学的气场正在消逝。教授们没时间潜心研究，更没时间“发呆”，他们正在夜以继日地填表、跑点、申请课题、应付考核；领导们在紧急开会布置工作，准备迎接评估组的到来；本应作为公共讨论平台，反映学生对现实看法的橱窗和板报上，贴满了色彩斑驳的各色广告。

　　如今，大学精神濒临崩溃，大学的生活方式面临危机，大学的气场正在消散，在这个背景下，大学中的每一个人，都有通过自己的行动弘扬大学精神、捍卫大学生活方式，守护大学气场的责任。

新京报插图/许英剑

　　记者手记

　　张炘炀：2005年，10岁儿童张炘炀经过连续跳级，以5年的时间学完了12年学制的中小学课程，成为建国以来最小的大学生。事隔3年，13岁的张炘炀通过北工大硕士研究生的复试，成为全国最小的硕士研究生。

　　见过炘炀的人都会发现，在这个13岁孩子眼里，生活是快乐的，学习也是快乐的。像很多十来岁的男孩儿一样，张炘炀喜欢看卡通片、踢足球、打篮球。

　　很多人以为，张炘炀跳级这么快，肯定是父母对孩子抓得很紧，是“牺牲”童年的欢乐换来的。事实上，炘炀的父母给了孩子最大的自由度，尽己所能满足孩子的合理要求。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上，父母并没有娇惯他，而是充分尊重孩子的意愿。

　　可张炘炀确实跟很多同龄的孩子不一样。他会说：“矿泉水为什么贵？因为它占用了人类的劳动。”

　　对爸爸张会祥的解答不满意，他会说“能不能换个解释方法”。判定一个城市的发展程度，他会看垃圾处理得如何。

　　上大学时，张炘炀刚满10岁，在班里，同学们都把他当作小弟弟照顾。他把男生都称为“好兄弟”，还给男同学起“刀章鱼”、“刀恐龙”的外号，课间一起追逐、打闹。不到一个学期他在班上还认了好几个“姐姐”，他经常跑到姐姐的宿舍里去玩，上课时还帮“姐姐们”占座位。

　　以前，有人担忧，大学里男女生谈恋爱会给10岁的张炘炀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张会祥否认了这种担忧，他说，尽管张炘炀已经是一名大学生，但他的思维和爱好仍停留在孩童阶段，他还不能理解“谈恋爱”、“处对象”的真正含义。不过，一些想谈恋爱的同学常会让他捎话。比如班上一个男生喜欢一个女生了，又不好意思直说，就让他去传个话。“他还挺乐意干这种工作。”不过，现在小炘炀再也不愿和女生一起玩了，声称:“我进入青春期了!”

　　大学期间，张炘炀也染上了一些攀比的毛病。看着同学喝咖啡，吃比萨，也眼馋起来。而张会祥是个节俭的人，认为有房子住有书念有饭吃就可以了。对此张炘炀信誓旦旦，他说，在北京读书后，一定要在北京买套房子。“我要自己开公司，搞项目！”听着张炘炀的新理想，张会祥说，“你不行，你做不成商人，你就不是做生意那块料！”

　　张炘炀创造了奇迹，而在张会祥眼里没有天生的“神童”。他说，对于孩子的教育，千万别盲目照搬别人的方法，应该了解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神童”无法复制。

　　□刘泽宁（作者系本报采访张炘炀的记者）

秋风 （北京学者）

　　独立观察

　　奥运会期间北京的机动车按照单双号出行，由于车辆减少，交通似乎畅通了一些，尾气污染应当也减少了一些。于是，有人提出，这种单双号限行政策应当永久化。还有人，主要是拥有车辆的人，则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它侵犯了私人财产权。

　　损害车主财权属夸大其词

　　说实行单双号出行规则损害了车主的财产权，似属夸大其词。车辆需行驶于公共道路上，而全体民众都有使用道路的权利。因而，车辆财产权之充分发挥，有赖于个人利用道路的机会。不过，道路是全体民众共有的，就像空气一样，分不出哪些归张三、哪些归李四。这是道路与股份公司、与合作社的根本区别所在。

　　由此可以得到两个推论：第一，个人利用道路的机会没有平均地分配给每个人的，因而，行人指控车辆占用了过多道路是没有道理的。第二，个人在某一时期较多占用道路的事实，也不能变成一种私法意义上的路权，所以，机动车主所占用的道路不能变成归属该人的路权，它不是不能改变的。

　　既然个人对道路的使用并不产生可以明确界定、固定的权利，则城市管理当局就可以基于公共利益考虑，对每个人占用道路的机会予以调整。当然，这种调整应当考虑到道路在个人间既有的分配格局，应当给个人留出应对的时间。但是，城市管理当局确实可以调整车辆、行人的出行规则，使得不同人群占用道路的机会分布出现变化。

　　这样的调整最多只是给某些人带来一些不便，而并不构成对个人路权的侵害，当然也就不构成对个人使用车辆的权利的侵害。一个原因是，假如这种规则调整有好处，比如出行畅通、污染减少，那么，这些好处本身并不为政府所得，相反，好处被全体民众得到，甚至车主本人也可以得到好处，比如当其可以出行的时候，更为畅通。

　　调整必须以民主程序为前提

　　但是，这种调整终究不可任意进行，而必须以十分严格的民主程序为前提。原因在于，尽管出行规则的调整对车主不构成显著的侵权，但它终究带来了不便。车主已经形成了每天可以开车出行的习惯，而改变这种习惯，意味着它需要对生活、工作做出广泛的调整，从基于天天开车的生活模式，转轨到另一种生活模式。这样的转轨是需要成本的，而政府在对任何民众施加任何成本的时候，都需要通过程序说服民众相信，这是必要的，从而使之自愿消化这种成本。

　　那么，怎样民主？很显然，仅有网络调查是不够的。因为这种网上投票的可信度过低，网民的构成与现实生活中民众的构成也存在较大偏差，未必代表真正的民意。

　　更重要的是，民主的核心不是投票，而是辩论。经常有人以投票来替代民主，但其实，民主的真正价值不是数人头，而是在数人头之前进行的理性的辩论。投票活动所聚集起来的只是意志，通过投票，多数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少数。但是，多数的意志高于少数的意志的理由，却不是人数，而是多数所阐述的“理”。因而，只有通过理性的辩论，少数才会承认多数的意志对自己的约束力。

　　民主治理是理性之治

　　民主的治理不是意志之治，而是理性之治。如果只是数人头，那民主就很容易变成多数暴政。但那不是民主的过错，而是人们缺乏理性精神所致。只有理性的辩论，能够避免民主的劣质化。

　　因此，假如有些人士确实希望将车辆按单双号出行的规则永久化，那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积极地启动以辩论为核心的民主决策程序。首先是在媒体上对此进行深入的论辩，然后在必要的时候，推动地方人大就此立法。而在立法过程中，应当召开立法听证会，由持有不同立场的人士、专业人士，按照程序进行公开辩论。经过这样的辩论之后，再由地方人大投票通过立法。

　　这样的过程也许需要持续半年、一年，甚至两三年。民主就是耗费时间的，但由此做出的决策，即便是那些会遭遇不便的人，也会心服口服地接受。再者，这样一个较长的时间，也能给那些预料到自己可以遭遇不便的人一个缓冲调整期。

　　总之，机动车辆按单双号出行规则本身，无所谓好或者坏。但是，制定这种规则的程序，却是有好坏之分的。好的民主程序会降低这样的规则调整带给相关民众的成本，坏的程序则会增加社会摩擦。

常态限行不适用民主表决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8-9-6 1:58:04 · 来源： 新京报
蔡定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权利意识 　　面临合法性挑战 　　在一个法治国家，不是在紧急状态、特殊情况或临时措施下，如果政府发出一道法令说，私人汽车只能分单双号出行，会有什么后果呢？政府很有可能会因此而被告上法庭，被告理由是侵犯财产，因此要承担赔偿或补偿的责任。 　　限制私人汽车出行，怎么会成为一个财产侵权的违法甚至违宪的问题呢？这在一个没有财产观念的国度里，人们会对此感到不太理解。作为奥运期间一项临时交通管理措施，限车出行能得到广大车主的理解，但是，如果要把这种措施当作一种长期制度规定下来，就会面临合法性的挑战。 　　政府限车怎么会关涉侵犯私人财产呢？法理上很简单，因为它限制了财产的使用价值。比如说，你买了一个房子，政府说你只能春秋季住人，不能冬夏季住人。理由是冬夏天要用空调和暖气，会造成空气污染。政府可不可以这样做呢？当然不可以。比如说，你向政府申请开一家餐馆，政府发给你合法经营许可证。但如果政府后来又规定你只能一周开三天门，如果政府在发许可证时没有这样的条件，事后限制就必须给予补偿。 　　美国历史上有一个有关财产的著名宪法案件叫“码头淤泥案”，说的是美国巴尔的摩市市政府改造城市的排水系统，结果城市的淤泥把一个私人的河边码头给淤塞得停不了大船，码头所有者拜伦把市长和市议会告上了法庭。这个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结果最高法院判政府侵犯财产而赔偿。可见，所谓财产侵权包括使财产价值的减损行为。政府如果要限制城市汽车数量，可以通过抬高私人购汽车的门槛，如有的地方政府规定购车要交特别费，或规定只给多少排量的车发牌等。但在非特殊情况下，不可以对已经通过合法拥有汽车的人实行限行。 　　民主不能误用 　　限车给北京带来了交通畅通利益是显见的，至于是否能够带来洁净空气，恐怕还需要有更权威的证明，因为几年前北京只有现在一半车的时候，空气并不洁净。所以，有官员表示，是否继续实行单双号由市民讨论，于是人们开始了讨论，甚至有的媒体也发布了民意调查。 　　但是，像对待这样关乎公民财产权的问题，是可以由民主决定的吗？如果真要民主决定，那么，我们的学者和媒体对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个人权利、什么是法制，恐怕所知不深。不理解民主常常会滥用民主，把民主用到不当的地方。如去年北京酒仙桥地区想进行城区改造，就发扬了一把民主，对是否拆迁改造举行公民投票。结果，多数同意拆，少数不同意拆，政府和开发商都不知如何是好，就不了了之。这就是误用民主的典型例子。 　　像拆迁等涉及公民财产的问题，不能靠民主票决解决。能不能拆迁居民的房子，要看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和程序，补偿是否合理，需要每个居民签约同意，所以，这不是一个民主投票的事，而需要民主协商，需要尊重每个人的财产权利，它受法律保护，不受民意支配。这就涉及个人基本人权与民主的关系（如对生命、自由、财产的处理），就不能完成用民主的方法，而是要依法办事甚至要动用宪法保障。 　　例如，在公共汽车上抓住一个小偷，就不能以表决方式决定把小偷的手给砍了；村民也不能开村民大会通过表决的方式，决定把某大户富人的财产给分了；一个城市的政府也不能因为市民不喜欢乞丐就把他们都关起来。这涉及公民的基本人权，这都不是民主解决的问题，是法制问题，要立这样的法，还必须符合宪法保障人权的精神。百分之百的人同意，也无权在没有法律根据的情况下，无故剥夺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在不适合用民主的时候用民主，就会形成多数人的暴政。法制和人权这时是对抗民主和限制民主的，使之不被滥用。 　　民主要尊重法制 　　可见，在限车问题上搞民意投票是没有意义的。假如北京市真要立法实行单双号限行，它的合法性只能是：在立法上可以限制后买车的人，因为人们是否购车可以选择，但它不能限制以前有车的人，否则就应给予赔偿或补偿，因为立法不能朔及既往，人们不能预见到政府损害其财产的后果，人们事先无法进行选择。 　　就在我写此文时，我的一个朋友给我发来一则幽默短信：“实行单双号限行以来，车流量大幅下降，出行人流大幅上升，公共交通压力加大。为此，交管局决定，从明日起，全市六环以内，市民实行单双眼皮限行措施，单眼皮单日出行，双眼皮双日出行，一单一双只能夜晚出行，戴墨镜者按故意遮挡号牌处理。” 　　这是人们在以幽默的方式，评论这样的讨论。我想，人们之所以这样做，也许是在担心：政府的权力太大是非常可怕的，如果政府把特殊时期的措施变成常态就有问题了，哪怕是在做好事，哪怕是有民意的。毕竟，一旦无视法律和基本权利来讲民主，很多曾经的事情，就可能发生了。

　　● 一周观察 ●

　　一直想给国际奥委会提一个改革建议：统计奖牌总数时，团体项目能否按该项目场上运动员的人数计算？比如足球冠军，在奖牌榜上，计算为得了11枚金牌；篮球冠军，按获得5枚金牌算；排球冠军，按6枚金牌算……其他项目，或者亚军、季军，均以此类推。

　　提这个建议，是因为一个“地球人都知道”的道理：按目前的奖牌设置，同样都是金牌，不同项目的“含金量”并不一样。阿根廷的一群小伙子一路拼杀披荆斩棘获奥运足球冠军，才拿了1个金牌，可菲尔普斯一个人就拿了8枚，当然，不是说“飞鱼”拿的金牌不伟大，而是说奥运足球冠军只有1个金牌(还有美国“梦八”)，这无法真正体现公平的竞技体育的本意。

　　正是因为看到了金牌的“含金量”的不同，这次中国夺得金牌数首位后，国人表现出了相当的理性：既兴奋于奖牌的丰收，又不得意忘形于与世界体育和国民愿景的差距。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总结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表现时说，从社会影响大、受群众喜爱程度高的集体球类项目看，中国虽有一定进步，但总体上与世界强队相比还缺乏竞争力；在田径、游泳、自行车等奥运会大项上，中国与世界强队之间“差距巨大”；中国有些项目虽然取得了奖牌，但整体上“缺乏厚势”，项目结构上还不均衡；另外，“中国体育的群众基础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薄弱，基础体育设施和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口也都有很大的差距”。

　　刘鹏所言不虚，可用数字作证。全球非常普及、被称作“运动之母”的田径、游泳项目，奥运会90块金牌，中国只得1块；三大球项目上的差距，不需多说；至于中国体育的群众基础与发达国家相比会怎样薄弱，举一个例子，只有520万人口的芬兰，这次只获1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共4枚奖牌，在奖牌榜上排44位，却拥有各类体育俱乐部近8000个，11岁到18岁的男孩里有三分之二的人经常到这些俱乐部里锻炼(据《人民日报》)。

　　中国的三大球一直发展不起来，为何？常说的原因是“缺乏民间基础”，那么再追问一句，民间基础为何缺乏？因为发展三大球要有大投入———总要有一个像样的球场吧，可城市已经寸土寸金了。一些大城市(比如郑州和沈阳)原来位于市区的体育场要升级换代，新的体育场建在数公里外的郊区，原来市中心的体育场就灰飞烟灭改做房地产开发了，可是谁会经常跑到郊外踢球呢？而大投入却没有大产出———一个大项只有男女各一块金牌，难怪有些省市放弃了三大球项目。

　　中国的乒乓球、羽毛球等小项目发达，甚至有“国球”之谓，一个根本原因是投入小———乒乓球还需要一个台子，羽毛球连台子都不要———几十元钱的投入就可以进行，这种投入普通百姓就能够承担，所以才有了“民间基础”。而三大球无论如何单靠民间个人投入是不可能的，体育的“民间基础”实际上以政府的公共体育设施的投入和管理为基础。

　　51枚金牌，世界第一，这无疑是中国给世界的惊喜。但奖牌数并不等同于“体育强国”。好在，一个主流的现象是，中国并没有失去理性，沾沾自喜，孤芳自赏。政府理性，民间也少了许多盲目的狂热。杜丽首射失利，观众依然报以掌声；刘翔因伤退赛，网民关切他的身体，金牌在人性面前退居次位。这才是体育精神的体现，体育常识的回归，也是对奥运遗产的继承。

　　一个国家的强大不需要以金牌奠基，但一个民族的复兴离不开民众健康体魄的支撑。奥林匹克宪章说：“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社会的发展。”继承“人文奥运”的遗产，理性看待金牌多寡乃应有之义。公众赞誉奖牌英雄，同样也期待着北京奥运能给中国的全民健身、体育产业提供动力。

　　艾君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学者张国庆：

张国庆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学者，国际问题专家

体育国际化，中国教练走出去、外国教练走进来都是常态。图为中国男篮洋教练尤纳斯庆祝得分。

　　北京奥运以近乎完美的姿态留给了世人难忘的背影，无论是中国军团的51枚金牌、100枚奖牌，还是东道主高效、周到的组织，抑或是国人热情、宽容的表现，都折射出中国过去7年的巨大变化，也反映出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长足进步。

　　1，奥运得益于30年改革

　　尽管在我们夺得金牌总数第一的同时，仍有很多遗憾，但国人大可不必妄自菲薄，毕竟，与我们自身相比，中国体育的进步是明显的，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进步了，就是进步了，无需重点进行自我批评，那样会给人自卑的感觉。

　　我们常讲对人要宽容，但如果我们对自己都不能宽容，都在忽视98%的精彩，而斤斤计较于2%的遗憾和不足，就真的心理有问题了。其实，站在世界的角度上，许多国家对中国的表现可以说是羡慕的不得了，恨不得也有像中国跳水、举重、体操、射击、乒乓球和羽毛球这样的“梦之队”，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如果说中国六大“梦之队”的表现，体现出传统优势项目的底蕴的话，那么中国在击剑、射箭、赛艇等项目的突破，就更是反映出与国际接轨的必要性。

　　多少有些巧合的是，2001年，既是中国申奥成功的一年，也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一年。而这两件事情的联系，在本届奥运会体现得十分明显。在诸多项目成绩提高的背后，其实隐含着的是中国经济和科技水平提升所带来的“红利”。中国准备奥运的7年，也是加入世贸组织的7年，其间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而科技水平也在踏踏实实地提高着，表现在体育比赛中，就是从运动器械到训练手段，都有着科技含量，这一点在此番游泳项目的进步就表现得很明显。

　　这7年，也是中国更深入地融入到全球化进程的7年。作为全球化的礼物，人才交流变得日益顺畅了，无论是中国运动员走出去学习和以赛代练，还是将优秀的外籍教练请进来，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中国体育的水准。本届奥运会，我们在击剑、射箭、赛艇、游泳等项目上取得的突破就很能说明问题。

　　不仅如此，全球化以及信息化程度的加深，还极大地方便了中国对世界竞技体育发展动向的把握，也丰富了对主要对手的了解，利于备战，也利于学习。当然了，这个“对流”也是双向的，我们更加了解别人，别人也更加了解我们，而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世界体育水平的提高。人们注意到，在奥运会上，无论是中国运动员，还是外国运动员获得好成绩，都受到了对手的祝福和肯定，这其中的敬意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没有高峰，你就无处攀缘。

　　值得一提的是，全球化进程也带来了运动思维的变化。这种变化，既体现在训练思想的“见贤思齐”，也体现在运动心理的日益成熟。在本届奥运会上，人们注意到许多中国年轻运动员都表现出大将风度和稳定的心理素质，而这多多少少都与他们更能接受新事物，更能心平气和地看待成败有关。除了个别运动队，大多数中国运动队和运动员都越发少见患得患失的心理症结，个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潜能得到了充分的释放，而把握机会的能力也大大增强了。

　　2，国人学会了宽容

　　与此相关的，便是看待失败的态度变得积极和从容了。从杜丽的先失首金后得金牌的戏剧性表现即可看出，不仅她本人能够很快地从失败阴影中走出，而且舆论、观众及射击队上下，都给予了她很大的精神支持，也正是这种对人对己的宽容，才成就了杜丽的“逆转”，也使得许多年轻运动员都能放开手脚，超水平发挥。

　　而这种对本国运动员失败乃至失常表现的宽容（除了对极个别不争气的运动队的愤懑），对外国运动员失误的同情，都表现出中国社会的宽容与大度。而这种和谐的氛围，不仅有利于运动员发挥水平，也给看奥运、看中国的人们以深刻的印象。

　　这也确实是让世界看到更真实，更有经济活力，也具文化底蕴的中国的绝佳机会。许多来北京观赛的外国朋友，都有着双重目的：看球与旅游。而令他们惊奇的是，无论是建筑还是商业，抑或是民众的生活水平，都与西方国家没有很大差别，西方有的，“这里也都有”，有人不禁感叹“这里是北京吗”。

　　同样令人感慨的，是北京的包容性，用外国朋友的话说，就是“融合”。与上个世纪不同的是，如今在北京，你可以找到各个国家的日用品和食物乃至奢侈品，你会深刻地感受到北京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味道。北京乃至中国，在吸收各国“精华”的同时，仍然有效地保持和发展了自身的文化特点，使得这里成为了一个特别的地方，也使中国显得那样与众不同。

　　这其实便是对中国很好的免费宣传，是对中国形象的最自然的包装。我们不能奢望一次奥运便能改变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所有不良看法，但至少，它在增进了解的同时，也给中国的对外宣传及国际交流提供非常好的思路：以更柔软的方式触动人心，以更深邃的文化吸引眼球，以更广泛的沟通化解敌意，以更本真的气度赢得世界的尊重。

　　3，“健身型社会”

　　奥运留下的还不止这些。从保持国家竞争力的角度看，它还将成为缔造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健身型社会”的难得机会。正如许多媒体所指出的那样，北京奥运会，在一定程度上点燃了更多人的运动激情，同时也凸显了我们在全民体育发展上的广阔空间。

　　在谈到我们的综合国力的问题时，不能忽视的，是国人的健康水平与幸福指数。前者事关工作效率与创造力，后者则关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而这一切，都与体育运动和健康的娱乐方式密切相关。

　　由此可见，与51枚金牌相比，能有越来越多的国民拿到健身金牌（也即身心状态达到最佳），也许更令人惊喜。而相应的，我更倾心于如下“金牌”：中国成为最长寿国家；中国青年最具活力，心理健康水平最高；中国人用于旅游、休闲的时间最多，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中国的公共体育设施密度最大；中国的群众体育活动最丰富，也最有创造性……

　　这也为各级政府留下了很大的施政空间：无论北京，还是各地政府，都有必要借奥运之风，推动体育健身活动的广泛开展，为此，需要在交通、商服、体育设施建设、社区体育土壤培植等方面做大量的工作。

　　与全运会和城运会并行，也不妨多些城市及省际的体育健身指数的比拼，如居民平均寿命，居民平均健身时间，居民幸福感，公共体育设施密度等等。而在竞技体育之外，也可参照德国“夺标”式的群众体育的趣味性的比赛模式，多组织一些有趣、但也不失激烈性的有创造性的赛事，在城市之间，乃至社区之间。这不仅有助于激发全民体育的热情，也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同时也可融入商业因子，可谓一举多得。

　　4，我们向世界传递什么？

　　在研究美国等大国崛起以及保持强势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这些国家都非常善于向世界兜售自己的产品以及文化。前者增强了彼此的物质联系，而后者则增强了双方的心理联系。

　　对于中国来说，向世界“兜售”我们的精彩，也是走向强大以及日后保持稳定上升势头的关键所在。

　　喜好则是友好的窃贼。在公关界人士看来，中国在国外给人的印象不是非常统一的，不像人们一提起法国人就会想起他们的生活品位，一谈起德国人就会想到他们的严谨，一讲到日本就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学习力。尽管近年来中国人已越发注意包装自我，但现有的“对外包装还只是在各自为战，缺乏一种整体的包装策划。其实世界上的国家很少通过政府出面到国外去进行大型的公关宣传活动，但是他们懂得制造一个统一的概念，然后利用自己的成功企业和那些与国外接触比较多的企业来宣传自己，最后在整个世界形成一种对这个国家特点的共识。”

　　比较好的办法，就是让更多的外国人来中国，亲眼看看中国的变化，和他们脑海中的习惯思维作比较，或许他们才会真正理解中国，热爱中国。而在回国后，也会传播一些更趋真实和感性的中国形象给身边人。而对于那些没有条件来中国的外国人，则需要充分发挥中国媒体的对外宣传能量，以更感性和亲切的文字和画面，逐渐走近他们的身边，让他们感受到中国的气息。在这方面，奥运应该是一个有力的开始。

　　应该说，中国有太多令人喜爱和尊重的地方，重要的是，要将这些优点恰当地表现出来。相比之下，“如果我们变得强大，我们就会被人喜欢”的观点就显得过于简单了。在本届比赛中，我们会发现，其实真的有很多可以让世界深刻记住的“标签”：中国人的好客，中国人的宽容，中国人的人情味，以及中国的“梦之队”，还有姚明这样优秀、厚道的运动员。

　　这也正是“短缺效应”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这一方面表现在中国所独有的优势方面，比如巨大的市场，丰富的资源，文化的遗产，以及人口众多在互联网和消费等方面占有的优势。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的文化潜能。

　　值得自豪的是，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不仅具有短缺效应，而且有着深远的感召力，对于全世界对中国文化的情感消费和尊敬度提升很有帮助。而丰富的事物，也需要精心的包装和有效的兜售。值得社会各界反思的是，在当今世界上，我们有多少事物可以像麦当劳、可口可乐、好莱坞、法国红酒、俄罗斯芭蕾舞那样流行，那样深入人心？

　　^{张国庆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学者，国际问题专家}

　　今年夏天，朋友的父亲在家触电，安全装置并未及时启动，他也就永远失去了爸爸。更令人悲伤的是，所有的人都在推卸责任。他找过媒体，记者告诉他，现在的时间点不太好报道，下一句没有说出口的话是，这样的事情没有多少新闻性；他找过律师，律师告诉他，官司可以打，但费时很久，律师费会很可观，而且你最后也不会有多少赔偿。

　　或许中国还是一个“人情”的社会，他放弃了舆论和法律的途径，找了一些关系，供电公司也有息事宁人的意向，“私了”的结果就是几万块钱了。

　　这样的事情总会让我悲伤，却总也挥之不去。2005年的春天，我从北京坐火车回家，目睹了一个年轻男人从火车上掉下去的情景，作为目击者，乘警留下了我的口供。那年的下半年，那个男人的一个亲戚带着自称是法律工作者的几个人找到了我，向我求证一些事实。我才知道那个男人跳下去之后头碰到了铁轨旁的石子上，当场死亡。他们现在正在和铁路局打官司，要为他的两个孩子争取一些赔偿。我答应他们可以为他们作证，说出当时的我所看到的一切。

　　后来，他们也没有再来找我。来年的5月份，我又接到一个自称是男人舅舅的电话，说他们几个人南下北上，折腾一年多，花去了好几万块从亲戚那里借来的钱，却没有得到一分钱。法院的判决已经下来了，死者负全责，铁路局只需要负责1500元的火化费用。

　　父亲任职村干部多年，每隔两年就要去外地处理一些村人死亡或者受伤的例子。村人多在建筑工地上打工，不时有失足掉下来的事情，无一例外的他们的家庭都很穷，根本无法负担起诉讼的费用。父亲他们只是和包工头或者建筑公司一点点去“磨”，一点点去“耗”，然后拿到几万块或者十几万块钱，再多也没有了。他们的家属似乎更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接过这些钱的时候甚至有一些意外的感觉，他们对于能不能拿到赔偿没有任何信心。

　　□陈良飞 （北京 编辑）

谢国忠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知名经济学家 　　　　本报记者 　　阳淼 北京报道

　　奥运过后,中国经济会不会出现低潮，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就目前来看，宏观经济形势依然堪忧，股市低迷，出口不振，沿海中小企业陷入困境。前段时间，中央决策层密集调研沿海制造业，谋求解困之方。当下，宏观政策如何调整？有无解决困难的良方？

　　经济模式转型是根本原因

　　新京报：出口不振、内需不足，原材料和资金成本连续上升，我国制造业遇到了困难，最近中央领导接连视察制造业一线大省。你认为是否有必要放松宏调措施来“挽救”中国制造业？

　　谢国忠：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调控措施的松与紧，而在于经济模式不能再执行修修补补的策略，必须有一个大的变革。在经济世界中，市场力量往往是大于政府力量的。很多事情，是经济规律而不是政府意愿起作用。

　　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是各生产要素价格低估。以前的生产要素中，人力是近乎无限供应的，资源价格是被低估的，环境因素可以忽略不计。在1995年－2005年，尽管中国经济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但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几乎没有变化。过剩的供给使劳动力市场呈现买方市场特征，工人们彼此竞争，使他们的工资仅达到可接受的最低水平。

　　现在这些要素都开始由市场定价，《劳动合同法》的推出以及平均工资的不断提高，让人力资源成本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低代价地大批提供；环境不可能一直被放任恶化，这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国际大环境决定的；资源价格现在由全球制定，油价即使回落，也不可能重回20多美元一桶的时代。过去那种发展模式不可能持续了，这不是几个政策就可以扭转的。

　　新京报：有评论认为，不是紧缩政策导致制造业出现问题，而是紧缩提前暴露了一些中国企业的问题。

　　谢国忠：是的。上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1998年国企改制、加入WTO和大量基础设施建设，融入国际市场的结果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眼下到了再一次变革的时候。

　　目前最重要的几点：有些制造业实际上已经是空壳企业了，要淘汰掉一批这样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要靠品牌、技术、知识产权而不是价格和退税跟别人做生意。油价上涨，世界财富在向资源输出国流动，要想办法打入石油生产国这些富国市场，降低对美国的依赖。

　　在支柱产业方面，城市化的策略应该被固定下来，大城市、超大城市才有希望。城市能够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效地利用各种资源。当城市化进程真正地推进时，房地产业才能健康发展，反过来成为经济的重要支柱。

　　必须要放开能源价格。能源价格由市场制定，这是整个世界的现实。一味地人为压低能源价格，从补贴中获益最大的是富人，也扭曲了制造业的真实成本。

　　最好不要阻止经济调整

　　新京报：不过，价格管制政策在客观上确实降低了制造业的成本。

　　谢国忠：是的，在原料和能源方面，价格管制措施压低了名义上的通胀率，但这只是一种对现实的掩盖。生产要素价格被限制住，中国制造业的“价格战”竞争模式和资源浪费的生产模式就不可能被改变，问题只能是拖而不决，不会自动消失。

　　前两天有报道，浙江一家集团的老总消失，还不起债，发不起工资，他只有逃到海外。一些企业现在其实就是靠“债务”生存，拆东墙补西墙，一旦资金链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债务泡沫就会破裂。

　　一些中国老板，名下有十几家几十家公司，仔细核算下来，总资产是负的。他靠这十几家公司跟地方官员打好关系，贷来款，在内部周转流动补窟窿，以此来实现“业绩增长”。有些企业就是在这种债务游戏中作出业绩，为地方的GDP增加一些数字；反过来，他们由此会得到批地、批贷款的优势，继续生存下去。但现在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成本一上升，银行一紧缩，他们就挺不住了。

　　新京报：政府是不是要坐视这些企业垮掉？要不要出手相救？

　　谢国忠：在经济调整的时候，最好不要出政策去阻止它调整，而是用政策来预防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波动。就像物价控制，现在用价格管制来控制通胀，但物价控制最终引起短缺，短缺也是另外一个形式的通胀，随后引起公司盈利大幅度地下降，股市也下降。

　　政府也不是完全不作为，政府有足够的资金为那些在高通胀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提供保护，目前已经采取的措施有提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和高校大学生的补贴，如果有必要，政府可以在这方面出台更多的新举措。

　　加息仍然是应对通胀的必要措施

　　新京报：就货币政策而言，在制造业面临困境的情况下，加息仍然是应对通胀的必要措施吗？

　　谢国忠：当然。坚持不加息的声音主要是担心吸引热钱流入，但问题是现在热钱已经在流出。据我所知，现在香港、台湾的热钱都开始外流。

　　此外，热钱流入的问题还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解决。首先，可以强化对资本账户的控制。尽管长期来看，中国将实现资本账户的自由兑换，但目前更迫切的是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没有独立货币政策，通胀在中国将不可控制。

　　其次，为了避免热钱流入，中国可以提高长期储蓄利率水平。例如，可以在两年或更长期的存款利率中加上通胀率，类似于通胀保值债券。“热钱”缺乏进行长期投机的耐心，所以，提高长期储蓄利率不会吸引更多的“热钱”流入，却能够为存款人提供一个安全屏障。

　　加息对制造业的融资可能会带来影响，但这种影响迟早要到来，经济结构不调整，单靠不加息来保护制造业是拖延而不是解决问题。但反对加息的实质性压力更多是来自地方政府和一些大企业，因为一加息，地方可能会倒闭一批企业，客观上政绩就会不那么好看。

　　新京报：现在提出要在控制通胀的前提下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你认为这一目标应如何达到？

　　谢国忠：在这种很关键的时候，虽然我们仍然要保持经济增长率以保持稳定，但是不能够在原有的模式上，通过宏观的刺激，比如说多贷款，来推动经济，这样很可能引起危机。我认为现在首先要面对的应该是通胀问题，所以从紧的政策应该维持下去。通过我刚才说的经济结构升级换代，淘汰一批没有效益的“债务维持”型企业，来保持中国经济的健康增长。

　　^{本报记者 阳淼 北京报道}

　　■ 评中评

　　宏观调控的方向不能变

　　●张明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

　　在目前这一紧要关头，笔者认为，中国宏观调控的方向不能变，尤其是从紧的货币政策不能放松。针对宏观调控对某些地区、某些行业产生的冲击，我们一方面要正视并承受结构性调整带来的阵痛，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针对性的财政政策来缓解相应冲击。

　　宏观调控的方向不能变，根本原因在于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存在，并极有可能重新爆发。虽然最近两个月以来CPI同比增速有所下降，但PPI同比增速仍在上升。经验证据显示，PPI的上涨在经过6－12个月之后，将会传导到CPI上。而推动物价指数上涨的主要动力，已经由此前的猪肉、食用油等粮食价格上涨，转变为能源、原材料、劳动力、资金成本的上涨。如果PPI的上涨不能转变为CPI的上涨，这就相当于企业承担了成本的增加，却不能将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这必然导致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

　　笔者认为，伴随美元贬值以及全球能源与初级产品的价格上涨，今年下半年PPI将会继续上升，而CPI也极有可能重新反弹。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中国政府放松货币与信贷，那么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可能超过8％。而以往的经验显示，一旦通胀率超过8％，它就极有可能跃升至10％以上，甚至出现失控局面。这不但意味着中国政府之前的宏观调控努力毁于一旦，而且可能强化中国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形成“工资－物价”轮番上涨的恶性循环。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从紧的货币政策，已经对部分行业和部分企业，尤其是沿海一带的中小民营企业，产生了很大冲击。各方面的证据显示，沿海一带破产倒闭的企业数目不断上升，外资撤资的现象也十分普遍。为了维持生产运营，有些中小企业举借年利率超过50％的民间借贷，资不抵债风险越来越高。如此之高的成本是中国经济能够承受的吗？

　　我们应该从两个角度来看待上述问题。第一，任何宏观调控政策都必然会有成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在经济学中是不可兼得的，我们要坚决控制通货膨胀，就必须支付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的代价。我们要防止总需求过热，就得面对部分企业破产倒闭的代价。何况，沿海地区的某些低附加值、高能源消费、高污染的企业，本来就应该在中国经济的产业升级中被逐渐淘汰。劳动生产率低、经营不善的企业本就应该被劳动生产率高、经营管理良好的企业兼并收购。而宏观调控造成的艰难环境正是企业优胜劣汰、兼并重组的良机。

　　第二，在保证从紧货币政策方向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可以通过更为宽松的财政政策以及调整货币政策工具，来缓解宏观调控对沿海中小企业的冲击。

　　例如，笔者一直认为，出口退税率不应该作为中国政府刺激出口或遏制出口的工具。出口国政府退还出口企业增值税，是符合国际惯例的通行做法。出口退税的理想状态是不论企业对外出口还是对内销售，承担的增值税负担都是相同的，因此，出口退税政策应该是中性的，既不应增加也不应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但是在中国，出口退税已经成为政府调控出口的常用政策。因此，当前政府应该停止下调出口退税率，并将出口退税率提升到中性水平上。

　　又如，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并不是宏观调控一手造成的。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必须改变我国以商业银行为主的融资体系，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中小民间融资机构。不过，宏观调控中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也可能恶化中小企业的融资状况。例如，如果中央银行选择加息而不是贷款额度管理的方式来实施调控，那么只要中小企业能够支付更高的利率，它们就可能获得贷款（毕竟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远低于地下钱庄）。但如果中央银行实施额度管理，那么中小企业由于规模效应以及缺乏关系，注定将成为银行信贷额度收紧的牺牲品。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为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数量型货币调控政策应该让位于价格型货币调控政策。只有及时地实施利率市场化以及大力发展民间融资机构，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宏观调控已经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为促进经济平稳增长，从紧的货币政策方向不能变。为缓解调控对某些行业与企业的冲击，政府可考虑实施更为宽松的财政政策。我们也必须正视和承受宏观调控的成本，只要这些成本是合理的与可控的。

　　国家公务员招录有严格的年龄界限：一般必须在三十五岁以下。为什么有这么一个界定？鲜有人去问，好像也从没有人解释。也许逾越三十五岁的新录公务员难有发展的空间，也许三十五岁是新录公务员的最低起点。

　　笔者是从一个村支书考上国家公务员的，时年三十三岁。按理说，这是我工作的一个新起点，但是业内知情人士早就给我算好了命：不管你经历有多丰富，在乡镇，你必须先锻炼几年，至少在三年之后，才有可能解决个党委委员职务；仕途顺畅的话，再过三年，解决个副乡镇；然后再过一定的时段，当上副书记。算算我当上副书记的年龄，最少四十出头了。四十多岁的副职干部是极少提拔的，面临五十岁退线的命运。在乡镇，副职干部能混上正科级，是寥寥无几的。殊不知，正科级中还存在三六九等呢。乡镇人大主席、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同样是正科级，但人大主席一般就很难升到乡镇长职位，而乡镇长倘若没能挤进党委书记行列，五十岁也将告老还乡。只有乡镇党委书记干到一定的资历，才能照顾进城当个县局局长或副局长。用乡镇干部们的话说，辛辛苦苦在基层干一辈子，就只有区区几个人党委书记能找个“黄金海岸”泊舟。

　　《公务员法》并没有“退二线”之说，但是在各地方，几乎都有乡镇公务员五十岁必须“下课”的潜规则。由于严格的论资排辈，乡镇公务员的政治命运一般就人为地分为这样三个阶段：不让干；不会干；不想干！没解决副科前的乡镇干部没有主体工作安排，整天只能跟在别人身后滥竽充数———不让干；好不容易解决副科了，虽然挑起了半壁江山，但毕竟经验不足———不会干；经过几年实践，正是大显身手的好时期，却马上面临退线，眼看即将“下课”，谁还想拼命干事？超过四十岁，感觉到自己提拔再无希望的乡镇干部一般都是混混度日，耐等五十岁的到来。

　　□蒋曙辉（湖南公务员）

　　NO.1　所有梦想都能成为“金牌”动力

　　8月22日 《燕赵都市报》

　　节选：人类为什么而拼搏，而进取？这恐怕永远是一个无法穷尽其答案的问题。尽管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更习惯接受也更愿意公开表达的，是一种比施泰纳更宏大、更壮阔、更符合“社会期待”的目标，比如亿万国人的期待，比如国家民族的荣耀……这些固然确定无疑，但并不应被视作唯一正确的目的。

　　通过奥运会这个人类向自我梦想冲刺的最壮观舞台，我们可以发现更多姿多彩的生命梦想，更多元多面的奋斗方向。菲尔普斯儿时的好胜心，博尔特挑战极限的战斗欲，施泰纳把胜利献给妻子的决心，而33岁的体操老将丘索维金娜为儿子治病第五次征战奥运赛场，美国癌症运动员赛尚则参赛，仅仅是想证明“我还能游”……原来，所有追求都可以成为“金牌”的动力，既不浅薄也不寒碜。

　　NO.2　奥运后国民心态变化应着眼于“现代”

　　8月28日《中国青年报》 作者：宋金波

　　节选：比“大国”更贴切的词语，也许是“现代”。现代国家，无论大小，无论强弱，但都有一些相近的价值观，对待历史、对待世界、对待“人”的价值，都具有相似的国民心态。对现代化的执著曾让我们多年苦苦追寻，今天，蓦然回首，已是关山度若飞。在“四个现代化”之外，国民心态的现代化如今是不能回避的课题。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一定是大国，但他们的国民生存状态、社会面貌，却很可能比大国国民更值得称道。

　　NO.3　公共管理需要奥运式的服务水平

　　8月27日《新京报》 社论

　　节选：许多人可能会问，良好的公共政策环境，是奥运会时期的特殊变化，还是一个能够长期持续的改进？其实，公共管理的现代化，是一个无法折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政府短期内可能会增加成本，甚至产生争论；但是从长期来看，恰恰能达到行政成本降低、执政能力提高的效果。奥运会承办过程中的社会良性反馈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正是奥运会留给中国的一笔珍贵遗产。

　　NO.4　如何让信息时代的公民安然隐身

　　8月28日《上海商报》 作者：周东飞

　　节选：25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专门增加了保护个人信息的规定，明确提出“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国家机关和公共服务部门拥有合法合理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的权力，在我们的生活常识中，没有几个人敢于拒绝这些单位发放的表格。公民无从对抗，法律必须干预。公共机构对权力的滥用，是公民个人信息被滥用的根源，管束公共权力是保护个人信息的关键。

　　NO.5　江苏分税新格局铺路行政体制改革

　　8月21日《东方早报》 作者：乔新生

　　节选：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精简机构，减少地市一级行政机关，是中国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省级政府直接管理县级政府，建立省县两级财政管理体制，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减轻纳税人的负担，而且可以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在难以直接撤销地市一级行政机关的前提下，江苏省另辟蹊径，通过建立省级与县级政府的税收分成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地市一级。

　　本月主持：马少华

姜明安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法治观察

　　北京奥运会期间，政府为保证“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理念的实现，在“公共治理”方面采取了许多特别的措施和做法。这些措施和做法体现了法治的原则和精神，受到国内外社会舆论较普遍的好评。然而，这些措施和做法在奥运后有没有继续沿用，乃至进一步推广适用的可能呢？

　　对此，应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大致有三种情况：

　　一是具有普适价值的措施和做法，如信息公开、环境保护，及时处理公民的申诉、信访，积极组织志愿者服务等。这些措施和做法无论在奥运前，还是奥运中，或者是奥运后，对法治政府来说，都是应该做的。如果说奥运前做得有所欠缺，而奥运中有所改善的话，奥运后无疑应进一步加强和予以制度化。

　　二是为适用奥运中某些特定情况而采取的某些特别措施和做法，如特定时间特定地段的交通管制，奥运比赛场馆的安全检查等。这些措施和做法显然不具有普适性，只能在非常态的情况下采用。当然，非常态也有非常态的规律性，对法治政府来说，总结在非常态情况下适用非常态措施的经验，以便在以后发生类似非常态情况同样情形同样对待，这同样是法治的要求。

　　三是某些值得商榷的措施和做法。这些措施和做法就不能在奥运后的常态情况下沿用，而且就是在今后再开奥运会或举办大型国际活动时，也需慎重考虑。对此，我们应该认真总结经验，使政府在非常态下采取的各种措施更法治化，更人性化，更合理化。

　　另外，奥运期间政府在北京采取的“公共治理”措施和做法，在奥运后是否可在全国其他省市推广、适用呢？这同样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那些具有普适价值的措施和做法，在奥运后当然可以，而且应该在全国其他省市推广、适用。但是，对某些仅适用北京特定情况而采取的措施和做法，如交通车辆出行实行单双号制（奥运后也可改尾号制，如车牌尾号是5的车辆，即每月5、15、25日3天不能出车），在奥运会后，北京也许可能定期或不定期沿用，而在交通和环境压力较小的地方就不一定适用。他们为改善交通和环境完全可以采取别的措施和办法。

　　至于奥运期间采取的“公共治理”措施，在奥运后怎样推广、适用？笔者认为主要途径有三：一是认真总结，动员民众广泛讨论，分析各种措施和做法哪些符合法治的原则和精神，哪些不符合；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二是通过立法（法律、法规或规章）将具有普适价值的措施和做法，如信息公开，环境保护，及时处理公民的申诉、信访，积极组织志愿者服务等，予以法律化、常态化和规范化；三是加强宣传，使广大民众和公职人员在思想观念上接受这些措施和做法，并在行动上形成这样做的习惯和定式。

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白墙涂鸦

　　“人肉搜索”这种做法在网上盛行之后，网民和非网民们，褒贬不一。叫好者称之为伸张了正义，贬低者说他侵犯人的隐私，最激烈的反对者，最近还呼吁国家制定法律禁止之，以保护人的隐私。当然支持者也跟着出来大叫，期期以为不可。

　　从社会道义的角度，人肉搜索显然很有道理，几桩闻名的人肉搜索事件，虐猫的狠心人，花心而导致妻子自杀的负心汉，乃至最近对长途客车猥亵女孩的司乘人员的搜索，都充斥了社会正义感。把这样一些法律无法惩治的无良之人揪出来示众，让他们彻底丢脸，好像无论如何，都是大快人心之事。

　　但是，这种行为，无论搜索得多么解气，说到底，很类似于过去的私刑。私刑不见得都不地道，无论是负屈含冤者手刃仇家，子弟为父兄报仇，还是宗族将奸妇奸夫游街示众，在当时的道德氛围中，很多案例有相当的正当性，可以博得大众的同情。历史上很不地道的私刑的确也有，但不见得占很大的比例。

　　客观地说，无论是今天的人肉搜索，还是过去的私刑，都是法制不健全的产物。一个正常的国家，按道理是不应允许私刑存在的，私刑意味着个人可以自己执法，显然，如果个人或者小范围的社会群�